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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敏

赵毅敏:中共宣传战线上的传奇人物

2016-09-27 10:22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

赵毅敏这个名字,现在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在延安时期,由于他的资深经历和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许多革命青年都熟知他、敬重他,尊称他为“赵大爷”。

(一)

赵毅敏,原名刘焜,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人,1904年生于一个书香人家,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1924年继周恩来、邓小平等之后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冬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来到苏联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底,他要求回国,先在满洲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篇宣言的起草人就是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赵毅敏。

事变发生当晚,赵毅敏就住在沈阳的三经路,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民族灾难,见证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当夜,当枪声响起时,他意识到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因为中国共产党及满洲省委一直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日军迟早会发动这场战争。在日军彻夜的炮火声中,老百姓都慌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发表宣言,告诉老百姓这是怎么回事”,抱着这个想法,赵毅敏根据过去开会讨论问题时互相交换过的意见,在驻地一气呵成地写就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因宣言发表在9月19日,所以又称“九一九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倾注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义愤以及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迫切心情。同时,这个宣言也充分显示出一个二十多岁的革命者,已经具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锐的判断力。

宣言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的紧迫形势;然后指出,这次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政策的必然行动,而其为这次事变寻找的借口完全是“三岁孩子都不能相信的”谎言;宣言谴责了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国民众在日本制造的各种惨案和侵略事件中“镇静”“忍耐”,坐待帝国主义宰割,以及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从而导致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公然进攻;这一切,直接地危害了工农兵劳苦大众本来就贫困不堪的痛苦生活,典型的标志就是物价不断飞涨;宣言要求各界群众觉醒,不要再相信国民政府的欺骗,反对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反而高喊“唯一问题是剿共”来混乱群众视听;宣言指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是群众自己的武装,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能将帝国主义者驱逐出中国;最后,宣言针对国民党的“镇静”“慎重”及依赖“国际主义”等任人宰割的口号,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以具体的17条斗争(“要工钱要米贴”“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游击战争”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

这篇宣言语言朴素,通俗易懂,同时不失犀利,无含糊之辞,有助于劳苦大众明白事变的真相,坚定立场;说理直白,简洁,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有效地戳穿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谎言与欺骗;宣言与劳苦大众息息相关(“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等),直接指出这次事变的危害,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催人警醒;同时,这篇宣言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它指明群众该怎样选择,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以英勇的斗争去完成驱逐帝国主义的伟大任务。

日本兵当时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随意杀人,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宣言不能公开散发。宣言是经秘书处刻字油印,秘密发到中共党员手中,之后由中共地下党员巧妙地送到公共场所和群众的家中。

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抗日的第一篇宣言。此后,中共满洲省委又接连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坚决抗日主张和号召,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之下,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油印等形式,广泛地在群众中传播,并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从而振奋了民族精神,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的爱国主义浪潮。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从9月24日起,上海有10万大、中、小学生掀起了反蒋抗日怒潮,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上海3500名码头工人也举行了反日大罢工;10余万各界群众举行反日大会,组织起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联合救国会发表了《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民众工农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广州、武汉等城市也都先后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抗日反蒋活动。

(二)

1935年初,赵毅敏又重返苏联,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被任命为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赵毅敏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开会,请他立即前往。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是总书记)的张闻天把赵毅敏介绍给毛泽东,并说,“我们已经决定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我已和学院讲了,他相当懂得艺术。”毛泽东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对赵毅敏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不要作报告。要先了解情况,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讲,要讲就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知道你不是搞艺术的,但现在需要你去,解决存在问题,把教师团结起来。据说你能团结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调你的工作。”

到鲁艺后,赵毅敏一边调查研究一边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鲁艺内虽然汇集了像何其芳、李伯钊、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吕骥等中国革命文化精英,但内部确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现象,赵毅敏审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

赵毅敏还很注意培养文化新人,他曾与学院的政治部主任一起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整个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至今仍久唱不衰,誉满全球。

赵毅敏到鲁艺一个多月之后,有机会再次见到毛泽东,赵毅敏说:“主席,我去鲁艺前您对我讲的话,我照办了,没有做报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读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现在,鲁艺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看来,要作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报告,没有三个月的时间还真不行。”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1939年4月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与会,赵毅敏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反映很好。毛泽东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及赵毅敏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赵毅敏住在延安宝塔山北面的杨家岭,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不断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毛泽东问赵毅敏:“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不等赵毅敏回答,毛泽东接着就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毛泽东进一步阐释道:“人能不犯错误吗?马克思、列宁就不犯错误吗?我看不见得。你仔细看看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呀?我写《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央许多人都看过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为了避免片面性。”赵毅敏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并趁机汇报了鲁艺工作中的一个难题:鲁艺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理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毛泽东略加思索地说:“你问他,他说谁有经验,叫他回答,我们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学嘛!我们原来也不会打仗,谁打过仗,谁带过兵啊?那还不是带起来再学吗?都是在干中学,书本知识是间接性的。你说这个没经验,那个没经验,我们都没有经验。你不实践,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后来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还对赵毅敏说:“我们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挑挑拣拣。他想象去的地方领导怎么好,同事怎么好,下级怎么好。这样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这么想,要多往坏处想:我的首长犯官僚主义,同事们都看不起我,下级也不服从我。多想想坏的方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会觉得还不错,还挺高兴。我们对整个革命事业也应当在坏的方面多做些准备,比如说,红军减少三分之二,党员脱党百分之六十,大多数人牺牲,准备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就不怕困难。坏的我们不欢迎,但我们不怕。这样,心里稳了,坏事来了就不张惶失措。我对革命也有两手:争取好的,不怕坏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使赵毅敏茅塞顿开。有毛泽东的话给他撑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三)

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权威的报纸《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1944年他办了一件事,令毛泽东大加赞扬。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使延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大,老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却苦不堪言,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怨言甚至不满情绪。据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披露,1942年边区召开高干会那天,天上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给打死了。消息传开后,有人竟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得悉后,没有怪罪这位老百姓,而是深入调查这话背后潜藏的真正原因,就是征公粮太多。仅1941年边区就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沉重的负担把老百姓压得“哇哇地叫”,对共产党产生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情绪。鉴于这种苗头有可能危及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思考了作为中宣部机关应采用何种让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方式:扭秧歌。因陕北民间有每逢重大节日扭秧歌的传统,动员干部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关系自然会慢慢融洽起来。但问题是: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那玩艺儿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则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赵毅敏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尽管粗犷,我们不能看不起。他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一次,赵毅敏了解到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镇要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就带领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观看表演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一片欢腾。

此后,赵毅敏的秧歌队又有了新发展:把与群众扭秧歌作为开场,等观看的群众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演出秧歌剧,借以激发群众抗日爱国思想,传播新的文化科学知识。赵毅敏根据李富春的提议,排演了一出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老百姓看到剧中女主人公生孩子后不知给剪子消毒,剪了脐带,造成婴儿死亡,联想到本村、本人的类似经历,不少人泣不成声,甚至有的拉着扮演医生的秧歌队员请教如何进行新法接生。

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实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

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成为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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