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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新探索

2014-09-01 14:03来源: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进行了不懈探索,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由于历史条件和所处环境不同,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党的社会建设思想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本文将在梳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探索,阐述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的新贡献,并从实现中国梦的高度论述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新探索的重大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探源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这一概念,但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现实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在《共产党宣言》等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憧憬了未来社会的状况,认为未来社会既是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也是正义、平等和尊重正当权利的社会;不仅是实行普遍教育的社会,也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还是社会关系和谐的社会。未来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付诸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国家管理上来,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建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大力帮助农民,消除城乡对立;发扬民主,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加强社会管理和经济核算;共产党是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管理者,在社会建设中必须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这些宝贵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探索、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产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党的文献中,尽管“社会建设”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们党对社会建设的探索却由来已久。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抉择为标志,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但中国社会建设是一个连续的事业,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一直在进行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思想,并在自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些局部的社会建设实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我们党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展开了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这一概念,而是将社会建设融入到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中。

  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伟大事业,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着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结合中国实际、通过实践来不断加以回答。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90多年历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并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其中包括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不懈探索的历史。其实,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大、小社会建设之分。大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建设,也就是整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小社会建设是指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的社会建设。在本文的语境中,主要是指小社会建设。值得指出的是,在十六大之前,我们党在理论上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加以论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区分大、小社会建设概念,但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论述中,却蕴涵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

  1.毛泽东思想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2]二是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了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奋斗目标。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三是强调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服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四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1956年,针对少数人闹事问题,毛泽东在分析闹事的直接原因之后指出,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他还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五是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方法论。毛泽东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倡导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重视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等等。这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提出的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诚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于如何开展社会建设还十分缺乏经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过曲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但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思想,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5]

  2.邓小平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学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对于人们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把握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单打一,要注意综合平衡。从1982年提出制定“六五”计划的建议开始,我国把以往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提法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这表明我们党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建设。三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提出“两手抓”的方法,即“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四是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社会稳定问题。强调维护社会稳定是进行社会建设的根本前提。邓小平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6]284“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6]286五是强调社会建设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他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6]145“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6]143这一观点确定了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最高原则和检验社会建设好坏、社会管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统一起来,提出了关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等等,这些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其主要内容:一是使用“和谐”的概念来表达社会建设要达到的状态和目标。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揭示了重视社会建设及其深层原因。他指出,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三是阐明了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处理好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并进一步论述了改革、发展、稳定等十二个重大关系。四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处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五是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他指出,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是衡量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的执政和治国水平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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