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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与中国政治时局演变述略

2016-09-27 10:32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作者:曹子洋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肃会宁、静宁地区,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预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1]150。本文试图通过略述长征引发的中国国内政治时局演变,总结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表达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

  一、长征前:蒋介石集团完成对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初步整合,其着眼于“剿共”的内外政策、策略调整,与中共在苏区根据地“左”倾错误陷入危机相呼应,造成敌强我弱的悬殊对比,红军战略转移几成必然

  早在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深刻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49“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1]50“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50以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来分析长征前的国内时局,可以看到,从1927年春至1931年底,国民党背叛大革命,虽建立了蒋介石为首的新政权,但一直深陷于军阀间持续不断的混战,这就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以生存和发展的可乘之机。但随着蒋介石于1932年1月重新上台,以其为首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基本确立,新军阀混战阶段结束,政权进入相对稳定与巩固时期。在外交方面,1932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日军取得在长城沿线的驻军权,“等于授给日本侵略华北的特许权”[2]263,国民政府以屈辱求和的方式换来华北的短暂安宁。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中日关系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1934年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几乎没有进行武装侵略的惟一的一年。[3]202。而1932年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使苏联的远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如何处置中共的问题上,苏联对国民党政府作了较大让步,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因“清共而绝苏”,那么它可以“承认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不在共产党”[4]13,1932年12月中苏复交。这就为蒋介石国民党全力“剿共”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交织,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一度优于北方。但当蒋介石实现国民党新军阀的武力统一后,江南成了其政治经济重心,而中共鄂豫皖、湘浙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成为危及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回忆:“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5]3001933年5月8日,他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演讲中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再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拼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再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6]677“依今日国难的客观情势来说,日本人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土匪捣乱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内疾不除,外来的毛病就不能医好,而且即算医好,也还是无济于事,到了最后,病人还是要断送在这个心腹内疾。”[6]678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军事“剿共”是重中之重。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前,已于同年2月向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发动进攻,本来中央苏区与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西洪湖根据地三者互为犄角,可以互相策应,但在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西洪湖根据地反“围剿”失利后,这一优势已不复存在。蒋介石为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进行了精心准备:(1)1933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访问美国,与美国签订《中美棉麦借款协定》。此协定使国民政府能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借款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虽不是军费贷款,但国民政府却将其中一部分用作“剿共”的军费开支。“经营美棉麦实际收入总额33622624.06元,其支出中与反共军事直接有关的一项,是南昌行营充作‘剿匪’治本治标费380万元”[7]195。国民政府同时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到6000多万元[8]364。(2)聘请数十名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作战方案,并直接参加军事行动。曾任德国参谋本部作战处处长、中将军衔的魏采尔与曾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巴黎和会德国军事代表的着名将领塞克特上将先后担任蒋介石的首席顾问和总顾问[8]414-415。(3)招揽德、美、意等国军事教官,培训国民党军事人员。特别是通过1933年7月至9月“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三期培训,使国民党军官的军事技能和战术知识得到提高,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大大增强。(4)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严禁粮秣、食盐、煤、药品等物资输入根据地。蒋介石非常清楚中央苏区物资供应的窘境,认为“严密封锁是我们剿匪最重要亦最能减少牺牲的一种战略”[5]224,他提出,“严密封锁是最能针对土匪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也是最能减少自己的牺牲,收到剿匪的奇效的一个方法,只要我们切实去做,就比增加两三倍的兵力来剿匪,还要厉害”[5]225。(5)在“剿匪”区内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和强化民团。蒋介石认为,“办理保甲和团队,是匪区最紧要的政治工作”[6]686。随着保甲制度和创办民团在“剿匪”区域的推行普及,国民政府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大为加强,对民众严厉推行联保连坐的措施,限制了民众与红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苏区和红军的政治优势,使苏区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很大威胁。(6)战略战术上实行持久作战和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充分利用他的最大有利条件——优势资源、技术装备、外面世界的无限供应(红军却同外面世界隔绝)机械化战术,一支现代化空军,可以飞航的作战飞机近四百架。……蒋介石修建了几百、几千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个小碉堡,可以用机关枪火力或大炮火力连成一片。他的又攻又守的战略和战术可以减弱红军在运动战上的优势,而突出了红军兵力少、资源缺的弱点”[9]160-161。国民党军队不再贸然前进、不轻易离开其堡垒地带,红军先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就失去了发挥的空间。蒋介石新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失去了诱攻、伏击或者在广阔的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机会”[10]79。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全国一切可用之兵,可谓孤注一掷。时任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就我所知,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有部分用于对付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和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以外,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11]94敌我悬殊的情况是此前中央苏区任何一次反“围剿”所不可比拟的。

  雪上加霜的是,1933年初以博古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泛滥,临时中央认为:“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12]112-113“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2]360要求“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12]361临时中央一系列不符合实际的“左”倾政策造成中央苏区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危机,自乱阵脚。政治上,1933-1934年开展反“罗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查田运动严重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地主富农,造成中央苏区农村形势的普遍紧张,影响了中共与群众的良好关系,削弱了中共原来在苏区中拥有民众支持的政治资源优势。经济上,资源枯竭,中央苏区地处偏僻,缺乏工业基础,仅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民众生活困苦。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苏区出现物质资源困窘的局面。1933年起,中央苏区先后在经济领域发动了节省运动、推行经济公债和借谷运动,包括粮食在内的大批物资被征运至前线,暂时满足前线红军的战时需要,但这些举措实际是竭泽而渔,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央苏区的稳定。军事上,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13]76。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李德和博古等人高估红军的实力,采取冒险的进攻战,经常强攻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堡垒和阵地,使红军在兵员上受到惨重损失;在反“围剿”中后期的作战中,李德和博古指挥的红军采取消极防御战术,放弃以前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伏击战,反复与国民党军进行阵地战,极大地消耗了红军的战斗力,使红军主力元气大伤。从内线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可能性渺茫。1933年10月下旬,福建政府及国民党第19路军与中央苏区签定《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但中共临时中央基于“福建事变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营垒之中的一派”[12]633的错误认识,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19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良机。

  综上所述,中共和红军突围进行转移已成必然。1934年6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赖安就认为:“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的军政形势以及国际因素不会导致发生‘出人预料的’重大冲突,以后几个月在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重新组合方面也不会导致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14]132

  二、长征中:蒋介石集团、地方实力派因“剿共”暴露出深层矛盾,日本在华北的步步进逼,时局逼迫中国国内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中共实现了向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

  红军被迫长征,不经意间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暂时互不相涉的政治格局,使双方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要实现中国的统一,除了要“剿灭”红军外,还要消灭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当时两广、云贵川一带的地方势力,一直与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政府保持着明统暗分的关系,自然也一直被蒋介石视为需要重点解决的对象。只是由于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红军长征,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他可以派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因此,在第五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重兵围困,而偏偏在西面赣州方向没有部署重兵,即使属下对此提出建议,仍置若罔闻,其用心其实是想逼迫红军向西突围而不是就地围歼。正如蒋纬国在其口述自传中谈及这段历史时称:“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15]6

  在红军长征之初,蒋介石就有把红军逼入两广,让粤系、桂系与红军血战而相互消耗,而中央军通过尾随“追剿”,达到既消灭红军,又铲除西南地方实力派割据的双重图谋。李宗仁后来回忆说:“共军此次西窜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成功。……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形,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16]448-449当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黔边时,蒋介石在南昌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17]15随后,蒋利用中央军进入川黔之机,收买云南的龙云;铲除贵州的王家烈;派参谋团进驻四川,后又将参谋团扩大为行营,使云南、贵州、四川迅速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

  蒋介石的算计,被各地方实力派看在眼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并不希望与红军血战,只图红军尽快过境,免去中央军入境的借口,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与红军达成某种协定或是默契。长征初期,粤系军阀陈济棠就与红军达成了5项秘密协定,使红军顺利通过一、二道封锁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在1934年11月下旬红军主力迫近桂境时,“对红军只采取截击其后卫部队和相机追击,对蒋军的入侵则采取抗击”[17]82的办法。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附近时,滇系军阀龙云即召集部下商议对策,其幕僚孙渡提出:“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17]130龙云对此建议表示同意。为了进一步利用龙云为其卖命,1935年2月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然而,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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