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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2016-09-27 10:34来源:《抗日战争研究》作者:温锐 戴利朝

  20世纪的中国,有几个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转折时期,其中之一便是抗日战争。战争的结局,一方面是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地位,一方面是改变了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由此造成了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政治格局,使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展现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脉搏,主张中国走“联合政府”之路,实现和平统一。与之相反,国民党却作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抛弃了“联合政府”。结果,以“联合政府”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机遇在战后很快失去,国民党也随之丧失了对中国命运的主宰地位。本文就此试作探讨。

  一

  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呈现全新的政治格局,其首要表现是共产党的实力空前壮大,国民党实力相对下降。此一长一消意味着国共力量达到了某种“均衡”,也表明国民党再也无法恢复旧式的一统统治,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联合政府”发展的崭新政治格局。

  首先,从军事实力的比较来看,国共军事力量已近达于“均衡”。中共军队创建于20年代末,曾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得到第一次大规模发展之后受到重创,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主力部队仅剩4万人左右,在该年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的1/20。然而再经八年的抗日战争洗礼,中共军队重新崛起,实力不断发展,空前壮大。1946年上半年,中共拥有正规军队120万左右,民兵200多万;即使不含民兵,其力量也比抗战之初增长了约30倍,其发展速度可谓空前。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军队在抗战期间开辟敌后战场,扎根于广大的农村根据地,人力物力源源不绝,取得了强大的力量依托。而在长期艰苦作战中,中共军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战方针与策略,军队素质和作战效率空前提高。反观国民党军队。至1946年中期,它拥有430万军队,其中正规军248个师,计200万人,且有45个师为美械装备,另外还有战后接收的100万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虽然其军队实际数量仍然比中共军队多得多,武器装备也远比中共军队优良,但其实力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而大大下降。由于国民党军派系林立,相互勾心斗角,官兵等级森严,离心离德,内耗严重,士气低落,战斗力严重下降。无论是在长期的对外抗日作战中,还是在战后的国共两军对垒中,其具体的战役、战斗均可相对证明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远胜于国民党军队。仅以双方作战指导思想而言,中共军队一贯坚持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核心目的,而不以城池得失为依归,这就科学地处理了歼敌与守城的关系;国民党却因其机械地局限在居于统治者的地位,其军队则以攻城掠地为主,最终导致自身战线过长而丧失主动进攻的能力,常常陷自己于全面的被动地位。国共双方军队实力相比较出现的这种此消彼长,其实质正如中共领导人在战后初期所认识到的那样:“目前在军事上虽然仍敌强我弱,但力量对比相差的程度并非内战和抗战时期的悬殊。内战和抗战的时候我可战胜,现在更有战胜的把握。”(注:《东北的形势和任务》(1946年7月7日),《陈云文选》(1926-1949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事实的。

  其次,看两党的力量与现状。还在对日抗战进行之际,国民党当局的专制与腐败已日渐发展,军事无能、物价上涨、民不聊生。尤其是在1944年整个中国战区的“东守西攻”战略实施中,其结果虽然“从总体上看是得大于失”(注:详见温锐等着:《重评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但国民党军队在东线出现的大溃败,则引发了国民党当局政治上的空前危机。正如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国民党和委员长的地位与过去十年的情况相比,更加虚弱。”“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注:〔美〕埃谢里克斯编着:《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39、141、147页。)这种“虚弱”至抗战胜利不仅没有什么改观,反而更因“大接收”而益加严重。1948年蒋介石反省道:“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注: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5页。)此言绝非虚辞。大量史实说明,战后的接收成了国民党人的反复“劫收”,这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不可预期的严重后果。况且,国民党作为中央政府的执政党,由于对战后日益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没能较积极地应对解决,损耗了其本来就虚弱的权威和实力;而国民党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就存在的派系斗争也并没有随抗战的进行和结束而消除,政学系、黄埔系军人、CC派分子各自为政,各把一方,标志着国民党组织体系的更加涣散,革命斗志早已不存,加剧了中央权威的流失与党组织力量的下降。正如1949年2月5日司徒雷登所说:“战后,尤其是去年下半年,我们亲眼目睹了传统型的中国政府体制的衰败和没落……它变得如此的腐败无能,如此的不得人心……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注:《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96页。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反观中国共产党,它自1921年宣告诞生,在历经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飞速发展并再度遭受挫折之后,实力大为削弱,至1937年,中共党员仅约4万人;到抗战胜利后,中共党员已攀升至120多万,猛增30倍。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八年抗战的锤炼,在克服过去长期影响党发展的“左”、“右”倾错误的同时,逐渐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形成了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空前统一的领导集体。自40年代以来,中共通过延安整风,力行“新政”,大大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力量空前统一。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共产党,在战后对国民党统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为“联合政府”奠定了政党政治基础。

  再次,从双方的政权看,同样显现出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自20年代末以来,国共政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政权。抗战后,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基地,向广大的华北敌后展开,到抗战结束时在19块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民主政权,拥有土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与抗战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与原就拥有中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并存,形成了中国特定环境下无名有实的“一国两制”格局(中国史学界称为“国统区”和“中共敌后根据地”;抗战胜利前后,后者又被称为“解放区”)。应该说,各有政党领导和军队支撑的国共政权的共存是抗日战争造成的客观现实。从中共政权建设方面观之,自40年代起在抗日根据地内力行“新政”,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以“三三制”和“简政”推动政权的民主化建设,以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经济。其结果是,在军事战争的非常时期,既保证了中共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发展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中共政权因而赢得了广大敌后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最可靠的政权基础:民力、物力源源不绝,连“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认为“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注:〔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3页。)虽然,中共政权在当时仅为地方政权,只控制全国约23%的城镇,近代工业几近空白,但辖区呈一派方新之气。反观国统区,其政权建设与中共虽有相似之处,战时建立的国民参政会,的确为容纳各阶层抗日人士进入国民党战时政权体制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也曾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治派别不同程度的支持,从而保证了国民党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然而,总体而言,国民党政权的长处主要在于它占据国家政权的统治与主导地位,拥有75%以上的城市,大部分近代工业、战略交通要道及丰富的资源。但是,国统区阶级矛盾激烈,政权内部矛盾丛生,缺乏广泛而深厚的民力、民心支持。可见,国共两个政权,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无论谁要吞并另一方都决非易事。

  对于这一国共政治态势和力量对比状况,中共中央早有洞察。它在1944年12月指出:“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页。)中间势力代表施复亮也撰文指出:“目前的政局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注:《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国共实力几近均衡的政治格局的出现,使国民党无法恢复战前旧有的一统统治,从而形成在战后中国建立“联合政府”政治新格局的历史机遇。

  

  在国共实力的消长为中国走向“联合政府”新政局定位的同时,国际上美、苏均势所形成的既合作又对峙的世界新格局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影响也是具体而巨大的。这个新格局不允许战后中国重建旧式国民党一统政权,而取向新型的联合政府。

  以美苏为首的世界两大均势阵营在战后逐渐形成,这是当时世界新政治格局的集中表现。二战结束,德、意、日法西斯政权被彻底摧毁,英、法两个老牌强国受到严重削弱,近代以来持续数世纪的欧洲中心格局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在战后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众所周知,美国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实力大为增强,经济飞速发展,军队数量跃居世界第一,并最先掌握了原子弹,已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苏联也在战争中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实力,其政治、军事影响越出国界,扩及东欧、中欧,在远东也有很大的影响,威望空前提高,成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政治强国。在欧洲,南斯拉夫、阿尔巴尔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东德意志地区等东欧国家和地区以共产党为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英、法、意以及西德意志地区等西欧国家和地区则形成了西方集团,与前者对峙。各自的中心与领导正是苏、美两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雏形依稀可见。在远东,东亚地区除朝鲜分为南北两半分别由美、苏进驻以外,日本除北方四岛外全部由美单独控制。在中国,苏联出兵东北,按照约定,趁机保持自身在东北的优势和利益,同时承认美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扶持及其对华政策。因此,还在抗战临近尾声之际尤其是战争结束之后,美苏虽然在如何处置战败国以及如何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关系等问题上,为着各自的全球利益和势力范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的对立和争夺。但审查战后世界形势,基于美、苏两强对峙而形成的世界新“均势”,考虑到各自的利益与安全,两国领导人都明白战火不能重燃,必须沿着合作共存的道路走下去,以共同主宰世界。显然,这种美、苏两强相互对峙而又相互合作的世界新格局,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对华政策上,美、苏都主张中国在战后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统一,统一的方式则是建立以国民党蒋介石为首的、容纳共产党的“联合政府”。

  对于中共问题,美国方面还在战时就有清醒的认识:无论从反法西斯战争出发(需中国抗战),还是出于美国在亚洲利益的长期考虑,美国政府都不希望蒋政权用内战的方式解决中共问题,而希望国共合作成立一个以蒋为领袖的国共联合政府。(注:其理由则全部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拥有的双重目标,即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是:中国各党派联合,使美国牺牲少,尽快打败日本,然而,要如此,就要以政治解决的方式发挥中共的长处和克服国民党的腐败,防止内战取代抗战;远期目标是:以政治解决的方式造成统一的西方民主式的、强大的中国,以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据点,遏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并为美国提供巨大的产品市场与原料基地。)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就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注: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1946年版,第249-250页。)稍后,美国外交官戴维斯也曾主张美国帮助蒋介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注:《美国外交文书》1943年中国卷,第398-399页。);类似看法,在随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谢伟思等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都多次正式表达过。如果说,战时美国的上述对华主张还主要在于打败日本的话,那么,战后美国则主要根据国际新形势及中国国内特殊政治情势的变化而强调弃战求和,一统中国。事实上,无论提出联合政府主张的动机或根据如何,战后美国仍然是主张中国不要内战而要和平统一的;继罗斯福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也相信:中国各种不同势力是“能够被说服并使这个国家统一起来的”,并且认为,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扶助下,能够用非内战的方式取得对共产党的胜利,达到双方之间的全面政治解决。显然,美国的“非战”、“一统”政策也是根据并符合其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及在华的利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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