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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

2016-09-27 10:35来源:《史学月刊》作者:张小满

  中外历史反复证明,舆论宣传是关系到政治斗争、社会建设、国家兴衰的大事,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马克思语)。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是国共双方围绕“中国向何处去”所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此重大转折关头,国共双方都加大了舆论宣传的力度,以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与社会力量。双方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并以其鲜明的目的性、很强的针对性、快捷的时效性三大斗争特点而引起国内国际的密切关注,成为中国现代舆论宣传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论述。

  一 围绕“受降”和“邀请”,国民党大张旗鼓地展开攻势,争取主动;共产党据理力争,揭露真相,坚决回击

  伴随着抗战胜利,中日民族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国民党蒋介石在军事上加紧抢夺胜利果实的同时,加大、加强了政治舆论宣传的力度。其宣传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维护国民政府的“法统”,确保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地位,以配合军事上的受降,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重庆谈判之前,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主要围绕着“对日受降”和“对共邀请”展开。在受降问题上,国民党着重宣传和指责中共受降违反了军令政令统一,是非法行为;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后,国民党“假戏真作”,掀起了政治宣传的高潮,大力宣传国民党蒋介石的“主动”与“真诚”,以赢得舆论,争取民心。

  抗战即将胜利,国民党加紧抢夺胜利果实,在美国的帮助下,抢占战略要点和交通要道。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发出三道命令:要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待命”,“勿得擅自行动”;要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企图以此阻止中共参加对日伪军的受降。蒋介石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必须扼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如果让中共的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无疑有利于中共发展武装,扩大解放区。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理所当然有受降的权利,朱德总司令果断命令解放区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如拒绝投降,予以坚决消灭。此举,使坚持垄断受降权的蒋介石大为恼火。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责朱总司令的命令是一种“唐突非法之行为”。8月15日。蒋介石的发言人严厉斥责共产党忽视蒋委员长对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并宣布“委员长的命令必须服从,违者即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置”。[1](p376)同一天,杜鲁门发布了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应向委员长投降”。因此,国民党大肆宣传此次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指责中共破坏了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企图以盟军规定压服中共,阻止中共受降,同时为国民党军队“接收”,抢夺胜利果实,争取舆论支持。

  在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演变,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从8月14日,蒋介石第一封邀请电发出,国民党掀起了舆论宣传的高潮。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当蒋介石发出邀请电后,《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指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作,制造空气。”[2](p417)显然,“假戏真作”是建立在毛泽东不会来渝谈判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目的在于发动宣传攻势,对中共施加压力。8月16日,《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以三栏的位置用大字标准刊出了“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尅日来渝共商国是”的新闻,公布了电报全文。8月21日,又以同样的手法,以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刊出了第二个电报。8月24日夜,中央通讯社新闻报道中报道了“蒋主席三电延安,敦促毛泽东来渝”的第三个电报。25日《中央日报》作了登载。与此同时,《中央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极力标榜国民党和谈的诚意。8月21日还发表了《内争不容再有》的社论,宣称:“我们要请毛泽东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战,以事实来慰籍热望和平幸福的全国人民。”“希望毛先生能应邀翩然来渝,不特把久悬未决的中共问题,于开诚倾谈之下,得到合理解决;同时为今后急待展开的复员建国工作,立下一个协力共进的基础,使多年来国人所企求、政府所努力的国家独立与统一,收其功于旦夕之间。”8月22日,该报又以《论受降与复员》为题发表社论,提出“建国能否迅速成功,系于统一团结问题能否立即解决,而统一团结问题的能否解决,便又系于中央的是否愿循政治解决途径,而消除其武装割据之局。现在蒋主席已一再电促毛泽东先生来渝,共决大计,但毛泽东是否肯来,仍有待事实证明”。国民党报刊及通讯社配合蒋介石的邀请电发动宣传攻势,将“邀请”与“和平”的调子越唱越高,其态度一次比一次迫切,一次比一次诚恳,甚至飞机已准备好,正待命而发。事实却是,8月23日,蒋介石发第三封电报时,还对周围部下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来,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3]

  国民党大谈“和平”、“团结”,在宣传上误导舆论,一些报刊也跟着附和鼓噪帮腔。8月22日重庆《大公报》社论提出,“由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受降办法,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应请延安方面特别考虑尊重”。并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盛赞蒋介石的邀请电“蔼然诚坦,溢于言表,”要毛泽东“不吝此一行”。[2](p27)蒋介石主动电邀毛泽东谈判,迎合了渴望和平的人们的心理,人们普遍期盼和谈成功,国共两党能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舆论界对蒋介石邀请之举表示出热情和好评。

  国民党大张旗鼓的宣传,一时间,把政治斗争的聚焦点集中到毛泽东,举世注目延安。对于国民党的宣传,中国共产党认真分析形势,确定了这一时期针对性的宣传方针,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动员接近他的中外记者向外广播,企图嫁其责任于我。”“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对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应在报纸上,在对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决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4](p223)

  本来,当日本投降时,中共考虑到“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5](p2)然而就在中共作出这一决定的同一天,蒋介石发出了旨在阻止人民军队受降的三道命令。接着国民党中央社又发出了批判朱德总司令勒令日伪军向驻地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第一号命令的电讯。蒋介石的命令和中央通讯社的电讯,使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激烈起来,使得中共原定的暂缓对国民党的批评的决定未能实现。相反,中共中央作出强烈反应。8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新华社记者评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的评论及蒋介石的“命令”》的评论,指出蒋介石的命令,实质上是为了消灭异己,挑动内战,为内战寻找理由,正是蒋介石违反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破坏了中国和世界和平。评论由新华社播发,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及各解放区的报纸和国统区进步报纸都作了全文刊登。还是在8月13日这天,毛泽东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驳斥其命令。电报说:“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6](p1040)新华社全文播发。《新华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大字标题刊登,震动山城。8月14日,毛泽东又组织了《新华社记者揭露蒋伪合流阴谋》的评论,揭露了南京汪伪政权和重庆蒋介石政权的合流与反共,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揭破蒋伪合流反人民的阴谋,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8月15日,蒋介石发言人指责共产党违反军令,毛泽东立即写了《新华社记者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发言人的谈话是蒋介石集团发出的公开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同一天,毛泽东再以朱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电报列举了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胜利,谴责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及破坏团结、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保证战后和平的行径,提出中央应参加受降等六项要求。这封电报既是打给蒋介石的,也是向国际国内表明中共的主张、立场以及解决问题的诚意。《新华日报》发出号外,刊载了电报全文,“人民争相索取”。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出号召“全国动员起来,反对内战,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以凌厉的宣传攻势揭露和回击了国民党阻止人民军队受降的内战阴谋。正是由于中共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揭露,同时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改变策略,做出了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举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三电邀请,国民党大张旗鼓宣传,尽管最初中共还没有确定毛泽东是否赴渝,但在舆论宣传上,仍然坚持反击。8月15日,杜鲁门发布一号通令,其中有蒋介石为惟一享有在中国受降权的人。据此,中共军队受降便被视为“非法”,这是中共不能接受和遵守的。中共方面对于美国的强权与干涉立即予以谴责,并果断宣布参加受降。针对蒋介石指责中共破坏“对盟军共同之信守”的第二封邀请电,8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蒋介石哿电书后》的社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侈谈和平团结、玩弄假谈真打的阴谋,驳斥了所谓盟军总部规定对日受降办法的说法。这篇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发,《新华日报》被迫开了天窗,23日将社论单页行印随报附送。在此之前,8月17日至21日,《新华日报》曾就和平、民主、团结问题写了三篇社论,虽然均被“战时新闻检查局”扣压,但共产党坚决反击与斗争是国民党压不下去的。当毛泽东确定赴渝之后,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鲜明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时期的路标——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宣言》的社论,高度评价了这个宣言和口号,使全国人民对中共的主张和合理要求有了明确的了解和认识。

  在毛泽东赴渝前,中国共产党坚决驳斥了国民党蒋介石企图垄断受降权,阻止中共受降的宣传,揭露其内战政策。在这时期的舆论宣传战中,蒋介石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处境尴尬。据载,当国民党民主人士如冯玉祥将军等问他为什么不让八路军接受日伪投降时,他先是强辞夺理,后就语无伦次了;当民主派人士张澜、罗隆基等质问他时,他理屈词穷,来了个“无可奉告”;当美国大使赫尔利拿着新华社评论问他怎么回事时,他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这是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较量中第一次败绩。[7]国民党掀起的舆论宣传高潮,却使国民党自身陷于尴尬被动,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所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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