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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应变决策

2016-09-27 10:36来源:《民国档案》作者:李仲明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反对内战,果断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在蒋介石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意谈判条件后,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送蒋回宁。本文试就12月12日—12月25日这十几天张学良在国内外舆论、国民政府主战派逼迫、主和派求和等较为复杂局势下的应变决策,作一点分析。

  一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于12月12日晨8时许(注:杨中州编着:《西安事变大事记》,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成功地扣住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注: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等八项主张,并着手军政变革和军事部署。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召集“西北剿总”全体职员时明确表示“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接着,张学良进一步讲清“兵谏”的目的,他说:“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注: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4日。)

  事变当日,张学良先后分电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国民政府方面孔祥熙、宋美龄、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唐生智;地方实力派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阎锡山。告知事变概要;表示抗日决心、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希望李、白、刘、宋、阎等支持八项主张,协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西安事变得到国内一些左翼民众团体、知识分子、工人的赞许,如在西安的18个爱国救亡团体、旅平东北救国团体、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回族救亡联合会总会、青岛10万纱厂工人等,他们通电、致函,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

  但由于西安事变后谣言四起,这有许多团体、民众弄不清西安事变的真相,他们同情、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办法,却不赞成张、杨所采取的扣蒋行动,他们呼吁和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协商,早日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7人致电张学良,指责张“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注: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2月15日。)

  中国毕竟是一个几千年封建王权的国家,因此在右翼团体、报刊和文人的鼓噪下,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劫持统帅,大逆不道。胡适在12月20日的《大公报》上撰文《张学良的叛国》,攻击张、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他支持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鼓励主战派“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傅斯年在12月21日的《中央日报》的撰文《讨贼中之大路》,主张“必须把张贼制到死地,然后他才认识他自己”;认为讨伐以外的消息,“无论来自西安和太原,大可不必过分期待着。尤其不可因为盼望这些消息,缓慢了我们讨贼的任何工作。军事的行动不准有一分钟的迟延,讨贼的呼号不可有一分钟的停歇。”《中央日报》社在12月25日发表社评认为:“今后的希望,只有一个军事,今后的消息,只须注意中央军的克服城邑,别种消息的流传,都是无益有害。”

  张学良平静地面对国内各种舆论,并于12月17日致蒋梦麟等的电报中力陈:“良敢确保介公之安全。文日不得已之举,推望介公一转念间使国家民族不由此而斩,果得介公俯顺舆情,立时积极抗日,则束身归罪,绝所甘心。”(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张学良以为事变会得到多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和响应。然而事变发生后,真正态度比较明朗、支持张学良的,只有广东李济深,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李济深于国民政府明令讨伐的头一天(12月15日)致电国民政府,希望“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不要“豆萁相煎”。(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李宗仁、白崇禧12月16日通电全国,明确提出五点主张:“(一)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二)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三)反对独裁政治,确立全国一致之政府;(四)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五)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刘湘在12月19日致张学良转电何应钦、孔祥熙、顾祝同的电文中,肯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无非欲促成抗敌救国之伟业,以求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指出“内战必致亡国,无待赘言,必须避免军事接触,速求政治解决。”(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5页。)

  有些地方实力派则态度暧昧。尤其令张学良失望的是老谋深算的阎锡山,1936年10月末,张学良、阎锡山同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一同建议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却遭蒋痛斥。两人失望之际阎暗示张有机会时再说。事变后,张学良立即致电阎锡山,希望得到阎的支持和同情,并派代表赴太原通报西安情况,不想阎锡山态度十分消极,并复电张学良,连提四项质问:“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并污蔑张、杨义举乃“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5期。)

  12月17日,张学良、杨虎城再次致电阎锡山,义正辞严地回答阎的质问:“第一,良等此举,系对事决非对人……如介公实行积极抗日,则良等自仍竭诚拥护,即罪及良等,亦所甘受。介公如始终不积极抗日,而外力所迫,民意所趋,全国亦必发动抗日”;“第二,增加及减少抗战力量,良等之愚,以为须从根本上着想,实有力量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发挥最大效能,均不能谓之增加。如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实不可以限量……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决不足以济事也”;“第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中央如不惜自造内乱,尚有对外作战之心,表示中央积极出师抗日,则良等谨必立时践言,担负最前线之任务”;“第四,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据良等观察,我国军民觉悟,已达相当程度,如政府拂乎民意,压迫群情,必难存在。”电文最后,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告诉阎锡山,发动事变实“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国际舆论方面,最重要的是苏联的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经寄予较大希望的便是苏联的支持,因为他很清楚,“事变的成功解决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众多地方实力派同情并赞助其主张”。(注: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20页。)

  然而,张学良并不清楚,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当他准备加入共产党,并建议中共打通国际(苏联)路线,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汇报这些情况时,即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共产国际认为:“必须把停止一切内战和建立红军与中国各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军队在旧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口号,特别强调地提出来”;同时指出:“应设法取得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但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中心档案,全宗号475,目录号74、卷字号278。转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第170页。)8月15日,共产国际再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继续执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强调不能把张学良“看成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应该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并无根据,失之偏颇;而张学良亦没有更多考虑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与周边国家利害关系所可能采取的政策、态度,一厢情愿地指望苏联的援助,会十分有利于西安事变后的中国局势。而1936年末的苏联,面临德国、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夹击的险恶环境,苏联为集中力量抵御德国的入侵,因此在远东推行联蒋遏日方针,希望借助中国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侵略。因此苏联全力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并领导中国抗战,反对中国国内的反蒋事件。他们指责1936年6月的两广事件,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亦不做具体分析,便攻击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军队之叛变”,污蔑张学良“乃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俨然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使中国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之牺牲品”。(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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